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裕谦与镇海保卫战
2018-01-12 11:27 来源:宁波晚报20130310 作者: 主讲人 朱道初 人气:




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,长期从事教育工作,为浙江省特级教师,教授级。喜好文史,笔耕不辍,撰写散文、随笔、论文等多篇,有个人专著七种,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等出版。



镇海中学内的泮池———裕谦殉难处。    摄影 龚国荣
  

    裕谦(1793-1841),蒙古镶黄旗(今属锡林郭勒盟)人。作为钦差大臣、两江总督,他是在鸦片战争定海、镇海保卫战中惨遭两连败的统帅,也是中方在鸦片战争中捐躯的最高级别官员。
 

  裕谦自幼攻读举业,学有所成,嘉庆二十二年(1817)考中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,两年后出任礼部主事。道光四年(1824),以礼部满洲、蒙古员外郎补用。两年后外放任湖北荆州知府。道光十四年(1834)起,历任荆宜施道、江苏按察使,1839年改任江苏布政使,兼署江苏巡抚。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,7月间由江苏巡抚代署两江总督职务。后因“忠直可恃”,“平日办事尚属勇往”,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,于1841年3月8日赴镇海军营,主持军务。当年10月1日,定海第二次被英国人攻陷,裕谦饱受指责;10月10日,英国侵略军攻占镇海,裕谦愤然在镇海学宫泮池内自尽。
 

  裕谦的名字及其遗迹,是宁波海防史上重要一笔,不过对于他的死难及功过评述,170余年来一直众说纷纭。

 

 

  裕谦死难的各种版本
 

  “千古艰难惟一死”,生与死的考验,是最大的考验。裕谦投泮池自尽,虽然被手下捞救上来,但其时只剩微息,被辗转送往宁波、余姚,后再次(服毒)自尽。这被认为是裕谦死难的靠谱说法。
 

  从前镇海泮池不是现在这样的小池塘,而是围绕镇海学宫内环河的一部分,并且与绕县城的濠河相通,所以泮池流的是活水,也有一定深度。泮池旁边原有块岩石,上面镌刻着“流芳”二字,是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卢镗的手迹。
 

  据说,裕谦先朝北跪下,行过大礼,然后才纵身投水,这是在向孔夫子和道光皇帝告罪。裕谦捞救上来后被安置在“肩舆”内,这“肩舆”也叫“轿舆”,是种小轿子,在两根长竹竿中间设置配有围屏和装饰件的软椅子。手下把他抢护出城,疾奔宁波,处在昏迷之中的裕谦是不知情的,因此,说“实际效果完全是临阵脱逃”,那是很不合适的。后来裕谦发现自己还活着,就“仰药(一说是吞金)而死”。这也是朝廷给予“靖节”谥号的理由。
 

  咸丰四年(1854),为了纪念裕谦和谢朝恩、李向阳等在鸦片战争镇海之役中的1000余位阵亡将士,宁波、镇海士民在招宝山下东岳宫侧建造了“昭忠祠”。
 

  但是,裕谦之死一直有其他不同版本。除了“投泮池而死”说之外,还有以下说法。
 

  外逃说。说裕谦在英国侵略军入侵镇海时弃城而逃,而且把残部撂在一边,中间没提投水觅死的情节。
 

  绍兴自杀说。说裕谦临阵脱逃,“潜行”到了绍兴,感到见不得人了,就偷偷地服药自杀。
 

  泮池自尽说。不过叙述溺水程度不一样,有说当时裕谦神志还清醒(一般是说裕谦被捞救上来后陷于昏迷状态)。
 

  众说纷纭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处在剧烈的战争之中,信息不通。尽管中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,但战争还是打得十分惨烈,守军以完败告终,朝野军民都没有及时搞清楚战争的过程和细节,导致一段时间内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即使后来清廷有了调查结论,坊间还是存在不同的传闻。
 

  也有别有用心的传言,例如太子太保、浙江提督余步云的几份奏报,根本不提裕谦投水自尽之事,而是渲染裕谦乘轿子率先逃跑。余步云在对待英国入侵态度方面,与裕谦针锋相对。他比裕谦早来镇海大半年,熟悉定海、镇海军情,而且担负抗英斗争的专职,但他就是不作为。裕谦主持誓师“与城同存亡”仪式,余步云托疾不去。英军在招宝山钩金塘和小浃江口登陆,原先这儿设置的几门炮早已遭撤,林则徐在镇海军营时曾提醒这两处应该设防,但余步云没当回事。后来余步云带残兵逃到宁波,有意无意地玩了个“时间差”,比裕谦稍晚一步抵甬城,以此造成裕谦“率先逃跑”的假象。一到宁波,余步云发现裕谦已经转移到余姚,就急忙向朝廷诬告,说裕谦不但应为丢失镇海负全责,而且犯有故意“不入郡守城”以致宁波失陷之罪。余步云是镇海军营仅次于裕谦的高官,可以直接跟朝廷用快骑通话,由于他肆意制造舆论,并且广为扩散,消除其影响就很不容易了。
 

  后来,时任浙江巡抚的刘韵珂负责调查裕谦的死因,颇多模棱两可之辞。他含蓄地批评裕谦处事轻率,导致“兵连祸结,贻害无穷”。
 

 

  裕谦的功过是非
 

  裕谦是个强硬的禁烟派,他认为听任鸦片这种毒品泛滥将导致亡国灭种。他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两江辖区内倾销鸦片的行为深恶痛绝,下令严禁鸦片贩卖,惩治吸食者,在几年禁烟中共拿获烟贩1000余名,流放吸食者不下2000名。
 

  裕谦还强烈批判诬蔑林则徐虎门销烟是“开衅”列强的荒谬论调,由衷支持林则徐。听说林则徐将抵镇海军营,裕谦十分高兴,主动向道光帝禀报说:林则徐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,一向为军队和百姓所“悦服”,也为英国侵略者所“畏惮”,他所采取的治理办法能够“体用兼备”,如果他来镇海军营,就可接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军营的位置,让他会同余步云管辖驻镇将士,妥善处理各种军务,并定期往返定海“巡查弹压”,裕谦则可移至嘉兴,顾及上海(两江总督驻地)和江苏等。
 

  可道光帝另有打算,一个月后又将林则徐发往伊犁充军。裕谦名为军营统帅,实际上呆下来的时间不多,直到1841年5月25日才有机会与林则徐见了一次面,先是在东岳宫,后在林则徐下榻的蛟川书院,两人几乎长谈了一整天。林曾建议放弃定海,裕谦苦笑说:那怎么可能?道光帝绝对不会同意。
 

  作为满清的封疆大吏,裕谦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区域存在诸多盲点,他蔑视西方的一些观点十分可笑,如将英国陆军将士全身扎束打扮误作“浑身捆绑”,一旦跌倒就爬不起来,展手动脚没力气,认为好些英国士兵敌不过一个中国兵勇;认为英方大炮的准确度和射程抵不过己方,己方一放炮,敌船就会被炸得四分五裂……这些盲目自大、骄傲轻敌的幼稚想法,与裕谦的刚愎个性混合在一起,很快被残酷的事实彻底粉碎。
 

  定海、镇海失守,裕谦应负一定的责任。但兵力不足(朝廷答应从外省增调的兵力未到)、粮饷欠缺、武器落后、战术僵硬死板,还有朝廷腐败无能的大背景,是失败的主要原因。

 

  宁波士民对裕谦的评价
 

  面对定海、镇海的接连失守,一开始宁波士民对裕谦大为不满。在定海失陷的消息传来时,镇海籍著名画家、诗人姚燮(1805—1864)痛心疾首,仰天长啸,质问究竟是谁在“坏我长城”?他在《闻定海城陷》诗中,尖锐地讽刺“大帅怡然树旄旌”,指责裕谦不给三总兵增饷请兵,以致定海惨遭沦陷。但后来在为“昭忠祠”撰写碑记时,他对裕谦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,认为裕谦为人深沉谙练,与士卒同甘共苦,赏罚分明,纪律严明,决断睿智,并非如传闻中所说总是“刚愎自用”。他能率部下歃血誓师,“与城共存亡”,令人为之动容。他觉得裕谦投水自尽之举,简直与屈原大夫自沉如出一辙。
 

  他还认为,同是投水自尽,惟有定海知县姚怀祥可以与裕谦相比,姚怀祥当初冒死下英舰,指责侵略者的强盗行径,后来城破,他投水而亡。在裕谦前后跳水觅死的郡县官员至少还有4人,他们是宁绍台道鹿泽长、宁波府知府邓廷彩、鄞县知县王鼎勋、镇海知县叶堃。鹿泽长投入镇海城河,救起时“腿已跌伤”;邓廷彩跳入宁波西门河中,经姜汤灌救获生;王鼎勋投月湖自杀遇救;叶堃先后在城楼自缢和投河后遇救。他们都在获救以后生存下来,不再觅死觅活,这与裕谦以死明志有很大的区别。后来,以刘韵珂为首的调查结果也认为,裕谦没有临阵脱逃,而是以身殉职,因此后来被朝廷赐予谥号“靖节”。
 

  鄞县籍刑部员外郎陈康祺(1840—1890)早年师事宁波文史学家徐时栋,同治六年(1867)中举,三年后中进士,著有史学笔记《郎潜纪闻》等。陈康祺说:“我出生在鸦片战争期间,故乡宁波痛遭沦陷,对‘岛夷’(指英国侵略者)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。”他在《裕靖节为余步云所陷》文中指出:“裕谦之死,从某种程度上说,那是余步云造成的,裕谦率领官兵集中于镇海,率领文武官员杀牲酾酒宣誓,针对的就是这位怀二心的‘余宫保’。”
 

  陈康祺说,裕谦堂堂正正地表示:“在场诸位文武将佐,你们中谁要是敢有异心,胆敢接受‘英夷’一封信,擅自离开镇海防区一步,我就把他明正典刑,其死后也必会遭到神明的极刑。”在战争打响以后,余步云屡次找裕谦,忽而说自己的小女儿今天要结婚,忽而提出自己30多口家眷怎么办,一次次干扰裕谦指挥作战。而在裕谦投水的第二天,余步云就派人向英军投递书信,乞求和好。
 

  不过也有坚持否定裕谦的,如曾为定海三总兵送求援函的王其朋,他是个六品武官,在其《招宝山放歌》诗以及注解中,对裕谦表示种种不满:如指责裕谦“素性刚狠,专事杀戮”,特别是残酷杀戮英国俘虏,认为正是此事导致“英夷”撕毁和谈协定,挑起了侵占定海、镇海的战争。
 

  但是,王其朋认为“英夷”发动侵犯定海、镇海的战争,是由于中方“开衅”的结果,这种说法就太离谱了。因为侵占舟山,进而占领镇海、宁波,本来就是英人侵略计划的一部分,中方对“英夷”刺激也好,不刺激也罢,这场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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